一般地说,对于汉语表达中原有的这些“疏”,“陋”现象,语言学家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主要作用在于“记述”,正如张志公所言:“语言里使用哪些手段来组合材料和单位,组合起来表示哪些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既经约定俗成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这么办,都这么理解,于是成了法则,大家都理解,都接受,都遵守,于是语言成了所有使用者的共同的交际工具。法则是约定俗成的,不是谁规定的,不是先有个模式,比照着那个模式制造出来的。” (引自张志公“现代汉语”中册,第3,4页)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原本的语言有很多不足之处就像我们的文字有很多不足之处那样时,作为语言方面的专家,他们是否应该起到一种超越于“约定俗成”而使我们的语言更趋向于合理完善的作用,就像他们在汉语拼音化上所起作用那样呢?这肯定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的语言学家们更多地只是研究这种“约定俗成”,而没有提升它。我们语言表达本来就有很多疏陋之处,而我们的语法则将“疏”就“疏”,将“陋”就“陋”,这对改善我们的语言表达没有促进作用。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志公先生说:“汉语教学语法的传统尚待今后逐步去建立,汉语的传统语法也还没有形成。”(张,二册,第225页)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印欧语系之形态语言,如英语,其从整体而言是如此的严谨精确合理完善,包括把人类原始时期共同拥有的象形文字变成拼音文字,使其语言能成为如今的所谓“屈折语”,我们可以推断,其间必有一个语言专家在此中起了非常理性的规范作用的过程。
汉语表达存在的这些“疏”,“陋”现象,表明我们的思维是不够严谨臻密合理的,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我们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既然“上帝是不掷骰子的”,那么我们认识“上帝”的思维, 就应该是严谨精密合理的,而不是笼统大概任意的,因此作为思维的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严谨精密合理的。只有培养严谨精密合理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才能更合乎逻辑,从而与统一和谐的客观规律相吻合,并揭示之。 很多人可能都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所谓的“李约翰博士迷题”。笔者认为,近代科技是非常系统透彻化的东西,而不是雕虫小技。可以说,没有严谨精密细致的逻辑思维习惯就不会有解剖人体以了解之透彻的近现代医学,也不会有发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之小,不仅仅深入尺度为10"-8厘米的原子、分子,而且还深入到“基本”粒子,深入到尺度为10"-16厘米的层子,亦即夸克,深入到胶子的物理学等等。在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的语言表达方式促成下的思维,会产生如此精密系统化的近代科技?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当在报上看到有人撰文说, “李约瑟博士迷题”只是个伪问题时,笔者完全同意这一说法。 物质世界有着非常严谨的内在联系的,没有严谨臻密的思维习惯,这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畅游在此物质世界里并发现其规律性。 “疏” “陋”的语言表达不利于思维的细化,深化并穷尽到位,而我们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及对其规律的发现,则有赖于这样的思维能力。
汉语表达的“疏” “陋”,会妨碍我们思维的细化深化穷尽到位,使我们的思维易出现闪失,而难以培养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和能力。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善汉语表达,使之更合乎逻辑,从而促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汉语“疏”“陋”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地依傍逻辑,来建立汉语语法(指“教学语法”),同时,改进提升汉语表达,而不是将就之,并将改进后的汉语应用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以从小养成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习惯。比如,在一句话中,我们应力求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使我们有意识地加强思维的逻辑性。例如,对汉语判断句普遍缺少联项情况,我们应该积极补上它。王力先生认为“石头冷”只是描写句,不是判断句,其言下之意是,此句不必有联项“是”。而笔者认为,它就是一句省略了联项“是”的判断句,而我们应该积极补上它。在开始时,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做会有些别扭,但被用久后,它就会习惯成自然。再如,汉语中无主句现象也是相当普遍,我们也要对之有更理性的认识。另外,我们要严格地从逻辑角度来判断词性。由于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所以,在确定汉语词的性质时,我们应该从逻辑角度来断定词性。张志公先生认为,“‘严肃党的纪律’‘整齐革命队伍的步’等为形容词后面带宾语,可以算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说法。”(张志公著“现代汉语”二册,P285,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笔者认为,这样的语法定位是错的。我们知道,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和状态的词。显然,它没有处置施动的功用。所以,即使汉语词语无法变形,我们也不该牵强地把此二句中的“严肃”“整齐”认定为形容词带宾语,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在这两句话中,“严肃”“整齐”不是形容词,而是及物动词。笔者认为,依傍逻辑去建立汉语语法并改造一些汉语表达,还能减少汉语语法观点分歧多的现象;其次,借鉴外国语言各方面的长处。王力先生说: “‘马氏通文’模仿拉丁语法。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英语语法出自于拉丁语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它的窼臼呢。” (摘自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 如在英语里,有可数和不可数名词之分并且这两种名词被规定用不同的词或词组来修饰。这种严谨精确合理的认知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知道,词语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词语的内容。明确的概念要用准确的词语表达出来。区分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可以加强我们鉴别词义的意识,培养严格划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习惯。严谨精确合理的表达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不严谨精密合理的思维,在其运行过程中,易导致概念不清,偷换概念等特定的思维出现偏差的现象。这样改动看似罗索,但它能使我们的思维更接近客观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因而能穷尽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思维更到位。笔者建议,“很多”只被用于修饰可数名词,“太多”被用于修饰不可数名词,而“许多”于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并仅被用于口语上; 严格规范虚词功能:例如,区分是连词的‘和’,‘跟’,‘同’,还是介词‘和’,‘跟’,‘同’就是很好的范例。“作连词的‘和’,‘跟’,‘同’,由于它们连接的前后两项是并列的,因此可以调换次序;介词的‘和’,‘跟’,‘同’的前后两项不是并列的,不能调换次序……”“不少人建议,‘和’,‘跟’,‘同’在使用上应有分工,让“和”作连词,“跟”,“同”作介词。目前不少文章和文件都采纳了这个建议。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终于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句话中的‘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同’是介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和’是连词。”(摘自“语法 逻辑 修辞讲话”第32-33页 赵寿安 陈寿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再如,句子“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定要有“被”字!又如,在中小学校课本中严格规定,凡人等的复数,则必须要被加上“们”。“一个简单句可以表达一个判断,也可以表达多个判断。例如,‘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还没有工作。’这句子可以表达两个判断: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是一个——);另一个判断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可以不止一个)。这就是所谓歧义句。这种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它所表达的判断。”(摘自张志公著“现代汉语” 中册 第281页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笔者认为,加“们”可消除这种歧义现象。如果句子易产生歧义,则思维就是不精确,这也就难以有正确推理判断。另外,我们还应该更仔细地使用词语,如不要统一用“问题”来代替“论题”或“难题”,就像英语里有 Issue, question and problem(论题,问题和难题) 之别等等。以上这些改动看起来是细微的,但细节往往能决定我们所做之事的成败。
汉语不是屈折语,没有形态上的严格约束,这会容易导致我们的思维及其表达更松散而出现闪失错位。 而汉语变成屈折语不是一个一时半会能解决的难题,甚至因其是难以被解决而只好被将就着用下去,因而我们更应该对我们的语言严要求,目的是使我们的语言的表达更严谨精密合理,使我们的思维更有逻辑性,从而促进我们的思维,使之更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顺便提一下,作为汉语书面形式的汉字,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始终保持着象形的特征。汉字的演变是形体的变化,在文字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说,汉字形体虽然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但是,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象形文字的原始的特征。汉字只表音节,不表音素,这是我们抽象思维能力不高的表现。汉字的表音功能低下,人们无法从汉字的形体辨别出它的读音。文字的慢进化影响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进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即使将来某一天,汉语全面拼音化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完善汉语表达上做更多的工作,没有一个使汉语表达更具逻辑性的理性规范过程,到时,其结果也只是汉语是更易书写和拼读吧了,而没能为改善我们的语言表达做更多的准备。
中国著名教育评介和教育管理专家陈玉琨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不错,高等教育不行,说中国教育‘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不同意这么说。其实我们在起点就输了。在课堂里,我们只注重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而忽视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尤其是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后劲’,可以在考试成绩上超过人家,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不行。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否则,中国基础教育将走进非常严峻的境地。”(摘自 “羊城晚报”4月28日报道。) 这里,思维的问题同样被提及。可见,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方面的培养,那么,其结果可能就是“输在了起点上”。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智力后天因素之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就是思维能力开发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智力培养作用,因为,当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形成习惯后,会促进我们的逻辑性的思维习惯,而这种习惯通过世代传承,可以演化成为先天的智力。 |